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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然与西方现代童年观念中的共性澳门新葡新京网上导航,此次大会既是对40年来浙江儿童文学获得成就的一次总结

时间:2020-02-08 22:37

童年期(1927-1949),战争时期的儿童文学。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社会进入“内战——抗战——内战”的战争模式,战火下的儿童受尽苦难,儿童文学的童年在历经苦难中走向辉煌。争取“未来一代”的斗争非常惨烈,在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危难关头,儿童的自然属性必然让位给社会属性,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失去生长的土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向“工农兵文学”不断深入,红色儿童、抗战儿童、解放区儿童……成为儿童文学的主人公,如洪灵菲《女孩》(1928)、柔石的《血在沸——纪念一个在南京被杀的小同志》(1931)、于伶的《蹄下》(儿童剧,1933)、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1935)、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1936)、邵子南的《中国儿童团》(1938)、许幸之的《小英雄》(儿童剧,1939)、华山的《鸡毛信》(1945)、管桦的《小英雄雨来》(1948)等。

因此,从小说到童话,从取自西方概念化的“儿童”到展示中国儿童的特殊面貌,《稻草人》完成的是“儿童”内涵的扩展和具体化,以及叙事法则的重要转变。这对我们今天普遍使用但又需谨慎辨析的“儿童本位”观念,是极好的反思和启示。郑振铎在《稻草人·序》中认为:“有许多人或许要疑惑,像《瞎子和聋子》及《稻草人》《画眉》等篇,带着极深挚的成人的悲哀与极惨切的失望的呼声,给儿童看是否会引起什么障碍……这个问题,以前也曾有许多人讨论过。我想,这个疑惑似未免过于重视儿童了。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可以说是应该的。他们应该知道人间社会的现状,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的知识一样,我们不必也不能有意地加以防阻。”在一片“儿童的解放”、以“儿童”为本位的热烈呼声中,正在主编《儿童世界》的郑振铎却质疑“过于重视儿童”了,这句往往被研究者忽略的评论,不免让人惊叹郑振铎过人的思考力和洞察力!他质疑的“儿童”,显然是抽象、过于纯洁化、非中国化的儿童。今天新童年社会学已重视童年生态中阶级、性别、贫穷、种族、家庭生活的差异性,认为“全球童年形象并非一味趋同”“不同的社会之间以及各个社会之内,建构童年的过程都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对此百年前郑振铎的提倡和叶圣陶的创作实践,无疑成为了先驱者穿越时空的遥远呼应。

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

传统是这个时代的高频词。尤其是在当下中国哲学作为资本主义危机“补救办法”的讨论和中国身份认同危机的语境下,传统的多种面向使相关讨论更趋多元和复杂。比如儿童文学的兴起是反传统的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那么在今天又一轮重估传统价值的思潮下,儿童文学和传统关系的探讨就很有典型性。

《十月少年文学》执行主编冷林蔚畅谈了对不同文学体裁的一点思考。在谈到儿童散文时,她说目前有太多作品都是以成人的视角回忆童年的,这会让作品与读者产生隔膜,非常希望作者们能够在创作时回到童年,用孩童之眼看世界。她认为好的儿童文学的标准随着时代发展也会有所变化,希望弥合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人为的鸿沟,希望在文学的名义下推出题材丰富、风格多样的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希望儿童文学不是“只有儿童才会去读的文学”,而是“可以读一辈子的文学”。

成熟期(1977至今),改革开放时期的儿童文学。历尽苦难“童年”,经受“少年”磨炼,儿童文学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走向成熟。1977年,刘心武在《班主任》里发出呐喊,“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儿童文学进入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在“童心论”大讨论中,回归“儿童本位”的“五四”儿童文学精神;在“教育儿童的文学”反思中,回归“儿童文学是文学”。高洪波说,“儿童文学说到底就是为儿童的文学”,“‘以儿童为主体’,这是改革开放30年儿童文学观念的根本转变。将儿童文学从以成人意志、成人教育目的论为中心转移到以儿童为中心,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其核心则是回归儿童,让文学真正走向儿童并参与少儿精神世界的建设”(《记录中国儿童文学不平凡的三十年》,2008)。有了这个变革,儿童文学重新从“童年”出发,方卫平说,“童年: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1990);潘延说,“反顾童年:儿童文学的一个永恒母题”(1991);中国作协专题探讨“儿童文学如何表现中国式童年”(2013)。“童年的情形”与“将来的命运”自然联系起来,儿童文学作家成为“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作品“为儿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这类作品带有鲜明的探索和思辨的童年文化特征,如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1979)、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1984年)、程玮的《少女的红发卡》(1991)、秦文君的《男生贾里》(1993)、梅子涵的《女儿的故事》(1996)、曹文轩的《草房子》(1997)、陈丹燕的《我的妈妈是精灵》(1998)、三三的《舞蹈课》(2005)、邱易东的《空巢十二月》(2008)、赵丽宏的《童年河》(2013)、张炜的《寻找鱼王》(2015)、张之路的《吉祥时光》(2016)、汤素兰的《阿莲》(2017)等。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虽然有一个以西方为样本的“外源性”和“受动性”开端,却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儿童观和叙事模式。鲁迅在《〈表〉译者的话》中认为:“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 这句被高频率引用的评价,其前后语境实际上是鲁迅对以大量“旧的作品”充当儿童读物的强烈不满,而现代的孩子,“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来观察动物,植物和人类的世界”,“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因此,强调一切的“新”,突出孩子的“不同”,是鲁迅奋起呼吁的基点,百年儿童文学从叶圣陶童话开始,正是因为体现出“自己创作”的高度文体自觉和中国儿童的特殊性,才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周作人兄弟及其同人赵景深、陈伯吹和胡愈之所致力的现代儿童文学本身即建立在进化论前提之上:中国作为一个民族的发展,必须倚赖于中国儿童的发展。因此,儿童文学不能简单视为一个美学或理论问题,对于深陷困境、对中国之“落后”满怀忧虑的知识分子而言,儿童文学日益成为承载进化主体的最重要形式之一。而此期间的儿童文学承担的内涵导致它的出身含有某种模糊性、复杂性,这和儿童文学的趣味游戏性又是相违背的,这可从沈从文、陈伯吹对于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改编移植的失败中窥见。

晚清以降学界把儿童文学和传统置于对立论述框架的研究很有影响力。这起源于五四文人反传统的立场,如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周作人《人的文学》《儿童的文学》和郑振铎《〈儿童世界〉导言》等文章都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启蒙性,并最终促成了“儿童的发现”。其中周作人的论述最经典:“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做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做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周作人把古代儿童观分为“缩小的成人”和“不完全的小人”很有概括性,但历史上儿童观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也被遮蔽了。最有说服力的实例是明朝王阳明关于儿童的思考已经涨破了周作人的立论,堪与卢梭的儿童观相媲美。

《儿童文学》主编冯臻表示,当前儿童短篇小说同样存在对童年的悬置问题,有些作家将童年视为“理想国”,在作品中童年只成为一种概念,或者说成了一种空中楼阁式的信仰。他认为理想的儿童文学,是成人与孩子之间对于这个世界理解的一种审美沟通。经由儿童文学的审美通道,将人之为人的核心价值以真实、正确、真诚的方式来实现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有效交往。单方面替孩子说话、帮孩子说话未必是就是儿童本位,就像蹲下来和孩子说话,这种俯就式的身体位置的变化,未必能真正达到了和孩子平等的状态。我们需要为孩子争取话语权,替孩子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也需要孩子对成人有丰富理解的可能性,相互尊重,平等互待,才具有实现代际之间的交往。

“五四”时代开创的中国儿童文学,因应“儿童”的变化,形成四个不同时期:婴儿期(1919-1927)、童年期(1927-1949)、少年期(1949-1979)、成熟期(1979年至今)。

逐渐丰富的叙事也塑造出了更为细腻的儿童形象。只想到花园看看的长儿被守门人一把推开,受到众人嘲笑,“长儿听见笑声才发觉花园门口停着这许多车辆,坐着这许多人。他难为情极了,慢慢地爬起来,装作没事儿一个样,看到别人都不注意他了,才飞快地溜走了。回到家里,母亲还在洗他的衣服,长儿也不跟母亲说什么”。如此真实的心理和动作描绘,让“这一个”儿童兼具共性与中国个性,栩栩如生而意味独特。

胡愈之在《童话与神异的故事》中有言:“为文化的未来,打一打盘算,儿童文学的产生,似乎比什么都要紧呢。因为在我们成年人当中,也许有许多人是已陷入传统思想的地窖里,再也享受不到外边的光明了。但是我们的孩子——未曾中过毒的孩子,却不该再让他沉沦下去……”从中我们也可看出,中华文明传统的重老轻少已经不再驰骋,要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旧有的国家格局,选择与与传统断裂,但又将如何重构?启蒙儿童与想象中国如何完成?儿童的文学如何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以此完成对未来新中国的想象建设?梅家玲在《发现少年,想象中国: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现代性、启蒙论述与国族想象》中指出“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其实乃是一重新‘自我命名’的召唤行动。也因此落实在文学实践与国族/文化想象之中,它遂在现代性、启蒙思想与国族想象的交相错综下,体现出前所未有的驳杂性格。……去教育新中国的少年学子以及年龄上非少年,心态上却可被启蒙为少年的一般大众,成就新兴的少年中国,如此少年——启蒙——新中国,遂得一气相通”。我认为,这也可适用于儿童——启蒙——新中国。在启蒙这一目标下,儿童文学和新文学、新教育、民俗学都紧紧缠绕在一起,甚至结伴而行。

其实人们都很清楚五四文人的文化激进只是表象,是针对传统文化惰性实施的一种话语策略。周作人就非常欣赏明朝李贽,多次撰文说李贽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物。他盛赞李贽“绝假纯真”的“童心说”开启了晚明的思想解放,甚至把五四新文学比附晚明文学。

楼倩表示,从2003年起,因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实施的主题出版工程面世,十余年内主题出版的数量翻了几番,社会效益至上已成为出版行业坚守的行业准则。儿童文学作为图书市场的宠儿,自然成为主题出版最受关注的板块之一。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100周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建党100周年,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必然会出现一批反映相应主题的献礼之作,儿童文学作品也不能缺失。

婴儿期(1919-1927),“五四”时代的儿童文学。呱呱坠地的儿童文学极其脆弱,从西方“移植”的新儿童观还有“排异”反应。“五四”退潮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儿童的命运有了转机,共产党加强了对“儿童共产主义组织运动”的领导,要求“儿童读物必须过细编辑,务使其为富有普遍性的共产主义劳动儿童的读物”,“在儿童幼稚的脑子里栽下共产主义的种子”,“培养未来的同志”(《儿童共产主义组织运动决议案》,《先驱》第18号,1923年5月10日),“共产主义劳动儿童”开始进入儿童文学,如蒋光赤的《十月革命的婴儿》(1924)、筱芝的《陆方的梦》(1926)、凌少然的《敬赠与劳动童子团的革命礼物》(1926)、郭沫若的儿童小说《一只手——献给新时代的小朋友们》(1927)等。

周作人以《人的文学》《儿童的文学》等系列文章为现代中国发掘“人”的价值发挥了振聋发聩的重大作用,尤其“儿童本位”这一全新理念成为贯穿整个20世纪并以此评价作品高下的核心标准。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对如何界定观念中的“儿童”却有过曲折的探索。研究界普遍认为,现代中国的灾难现实使现代儿童文学一开始就失去了诗意、幻想、浪漫的因子,而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恢复。朱自强敏锐地发现周作人受到西方“儿童学、生物学上的进化论、英国浪漫主义”等思想影响提出“儿童本位”理论,但“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儿童文学创作”与“西方式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之间”发生了错位。上述研究虽意在梳理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脉络,但未能注意到“儿童本位”观本身存在的局限,即将西方中产阶级儿童生活作为“童年”参照对象,排斥童年在时间发展序列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将“童年”同质化、纯洁化。周作人对进化论的接纳,“出于人道主义的姿态,坚持童年期应在作用上保持自主性并强调‘中国特色’,却无意间让白人儿童及其文学做了中国儿童及其文学的范本,让西方文明做了中国发展的范本”。这既是今天西方现代童年观日益受到质疑和反思的重要原因,也是“儿童本位”在本土化过程中几度沉浮辨析不清的症结所在。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中提到“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儿童’不过是晚近才被发现而逐渐形成的东西。第一,这并非日本儿童文学的特色,在西欧本来‘儿童’也是这样被发现的。第二,最为重要的是为了发现儿童文学不能不先发现‘文学’。”这两条我认为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儿童文学与文学。葛成训的《新儿童文学》首章第一句话是,“我们要明了儿童文学的意义,先要解释文学两字”。出版于1934年的《儿童文学研究》第一章为儿童文学与文学,里面提到研究儿童文学,不可不先从“文学”入手,假如对于文学有了相当的了解,再去认识儿童文学,犹如轻车之于熟路,要容易得多。类似此种探讨儿童文学与文学之间关联的观点在这一时期相关文献中随处可见。最有深度的是张圣瑜编写的《儿童文学研究》第一章结束后提出的研究题:儿童文学在文学之上地位与价值何若?文学意义与儿童文学意义界限究竟何若?这两个问题对于而今都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资料既是对儿童文学的界定亦是对文学的界定,正如柄谷行人提及的“发现文学”。对于五四时期来说文学是一个新命题,尾随它而行的儿童文学亦是。

文以载道传统带来儿童文学与教育的互动共生。儿童文学与教育最具亲缘性,传统蒙学以德育为主,即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价值观,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教育理想,以修身、明德为抵达目标的途径,并与文学培育和知识教育融于一炉。但在“天理”和“人欲”的制衡中更明显强调“天理”。“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也被扭曲为对功名利禄的追求。

11月24—25日,改革开放40年与浙江儿童文学研讨会暨2018年浙江儿童文学年会在西子湖畔举行。晋杜娟、方卫平、孙建江、吴其南、周锐、汤汤、李建树、谢华以及近百名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和浙江本地的儿童文学作家、学者、出版人、期刊主编参加会议。高洪波、艾伟、任溶溶、金波、海飞、张之路等发来贺词贺信。

童年首先是时间概念,古代指15岁以前。这一年,男童“束发为髻”谓之“成童”,女童“结发而用笄贯之”谓之“及笄”。此前“童子未冠,头发下垂”,谓之“垂髫”,又以“垂髫”指代童年。女子16岁为“碧玉年华”,男子20岁为“加冠之年”,也称之为广义的童年。整个童年期又分为襁褓(0-1岁)、“孩提”(2-3岁)、黄口(3-10岁)、“总角”(8-14岁)四个时期,和今天婴儿期(0-1岁)、幼儿期(3-6岁)、儿童期(6-12岁)、少年期(12-18岁)十分接近,本质上几无差异。

《稻草人》中被界定为具有“儿童本位”特点的《小白船》《燕子》《芳儿的梦》《梧桐子》4篇童话,从儿童形象到叙事话语,从没有名字到以“青子”“玉儿”“芳儿”等唯美词汇命名,无不在体现抽象和概念化的“儿童”。比如来到溪边玩耍的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儿,穿着白色的衣服,脸色红得像个苹果。一个是女孩儿,穿着很淡的天蓝色的衣服,而且更加细嫩”。乘上美丽可爱的小白船后遇到大风,女孩儿哭了,“男孩儿给她理好被风吹散的头发,又用手盛她流下来的眼泪。他说:‘不要哭吧,好妹妹,一滴眼泪就像一滴甘露,你得爱惜呀。大风总有停止的时候,就像巨浪总有平静的时候一个样。’”这里的“儿童”已难以分辨其年龄、国别、地域或生活环境。朱自强认为作家努力捕捉儿童的心理、想象和情感,但“所表现出的一切与儿童的生活、儿童的心灵依然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其原因恐怕正在于抽象的一味浪漫的童心未必能完全概括中国儿童活泼丰富的心灵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儿童文学和文学或者成人文学之间的关系模棱两可。儿童与成人文学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实际上“儿童文学是与成人文学共同参与了中国新文学建构国家想象的文学表达和话语实践”。也正如杜传坤所说:“不是儿童需要文学,而是文学需要儿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国家需要文学以及儿童,相应作为给儿童阅读的儿童文学被赋予国家前途的重任。

周作人对传统的矛盾态度也曲折反映了传统表征的丰富性。严家炎说,作为传统主流的儒家思想有正统和异端之说。同样属于儒家的王阳明和李贽的人性解放说就偏向于异端。此外,即使正统儒家思想也存在被异化的现象,梁启超《论幼学》就有对儒家正本清源的倾向。因而不进行深入辨析地把批判传统视作儿童文学现代演进的既定前提,实在是过于简单粗暴。

与会的作家中,既有周锐、李建树、李燕昌、谢华、张婴音这样笔耕多年的老作家、中年作家,也有汤汤、赵海虹、顾抒、小河丁丁、王路、毛芦芦、金旸、孙玉虎等新锐实力作家,他们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发现,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深深扎根于中外历史文化血脉之中,浙江儿童文学从来就不是独立发展的,或多或少受到了中外儿童文学乃至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作家们也对如何坚持守护童心的初心,以及对儿童文学未来的发展和突破,提出了新的展望和思考。

人生旅程没有“童年站”和“儿童票”

现代时间意识塑造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道路,以怎样的“儿童”为本位则是至今仍在探索的重要课题。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始于五四时期,吴翔宇指出“儿童的发现”是启蒙者执著追寻的一个目标。成人作家的儿童书写呈示了儿童是如何被纳入到想象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体系之中。不管是周作人早期国家民族的立场还是后期偏向人的发展,还是鲁迅所提出的赤子之心及在《翻译童话的目的》所认定的,“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这些仍是文以载道的企图。虽说儿童阅读的内容发生了变化,用虚构的小说或者童话,形式白话、浅显易懂。

我们正处于激烈变革期的新时代,儿童文学本身也在剧烈变化和发展之中,与会的不少学者、作家、出版人、期刊主编对儿童文学的创作手法和题材如何响应时代、如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探索儿童文学新的传播渠道等话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古代对于童年的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表示人生初期,同今天的“童年”,如南宋诗人鲍照的“宝饵缓童年,命药驻衰历”(《过铜山掘黄精》)、晚唐诗人黄滔的“莫怪迟迟不归去,童年已梦绕林行”(《游东林寺》);一是指“儿童”,如《宋史》“俶子惟演、惟济,皆童年,召见慰劳”中的“童年”和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回乡偶书》)中的“儿童”,都是“小孩”的意思。

事实上,童话集《稻草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样本,在其产生之前和同时,叶圣陶已经或正在创作并出版了小说集《隔膜》《火灾》,新诗十五首编入文学研究会八人诗集《雪朝》的第六集,儿童诗《儿和影子》《拜菩萨》等,以及创作戏剧《恳亲会》。出于职业的敏感,叶圣陶深谙儿童心理和活泼的语言,小说中对儿童的由衷喜爱和对母爱及人性之美极为细腻生动的叙事,都可看作《稻草人》产生的前奏和强化,与应运而生的童话写作形成了紧密的互文指涉关系。比如童养媳阿凤趁主人不在才得以放声高唱的欢快陶醉;《一课》中拿着装小蚕的匣子进教室、面对枯燥的课堂浮想联翩的小学生;爱画画的义儿以无穷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表达对成人世界的反抗……这些儿童形象集中展示出童心的自在纯真和游戏天性,真正开启了现代文学史上大规模书写独特的中国儿童的开端,《稻草人》叙事风格的所谓“转向”无疑是叶圣陶小说的自然延续。

“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这恐怕是对当时文化状态最简练的概括。“旧”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学,而是寻到中国本土民间去。甚至当时的民俗学者认为民间文学最适合于用来改造国民精神。从本土民间文学寻找资源以显示和旧有的文化传统决裂,同时又寻找外有的资源来补充新文化。而对于童话和歌谣的重视,可以说是这两种方式的体现。这大概也是当时急于改变社会,改变国民精神的知识分子所选择最为稳妥的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强势介入使“文以载道”传统出现了反复和曲折。贺宜、鲁兵提出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顽皮或有缺点的儿童被教育后改正成为特殊历史时期儿童文学创作的主流。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界反思“载道”内容的意识形态化,也反思儿童文学的功利性,强调文学主体性。这是对“道”压制“文”的一次历史反拨。

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由浙江人书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儿童文学发展版图中,浙江儿童文学也是极具分量。与会的作家学者回顾了40年来浙江儿童文学取得的成就,更以高屋建瓴的视角,再度审视儿童文学的地位和作用,直指当下儿童文学存在的“伪童年”缺陷,对如何进行“好的童年书写”,提出了开放性的尖锐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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