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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华先生一生钟爱民间故事、追寻民间故事,中国民间童话系列

时间:2020-05-07 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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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中国故事的来源与路径多种多样,从民间故事中寻找资源是一个有效方式。古老的神话传说、民间童话,还有节日故事、民俗故事、成语故事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脉气象,是能够彰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中国故事。

作为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宝藏,中国民间故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的不仅仅是民间的知识、经验、智慧、情感,更凝结积淀了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基因与价值追求,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刘守华先生一生钟爱民间故事、追寻民间故事,他用自己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中国民间故事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作出了奠基性的历史贡献。

近日,由禹田文化传媒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暖房子华人原创绘本“中国民间童话系列”两种新书上市,分别是呈现壮族织锦文化的《壮锦》和体现蒙古族英雄主义精神的《洪谷尔》。“中国民间童话系列”目前已出版10册,该系列聚焦中国民间故事,以细腻的笔触、明艳的色彩为大小读者构建一幅幅祖国各民族壮丽山河的画卷。

但对这样的中国故事,过去大多停留在收集和整理的层面上,缺少有效的改编、重述、传播与推广。新中国成立以来,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只是民间文学研究者一个学术行为,搜集整理好了之后,专家学者们习惯将之编辑成一卷一卷的故事“大系”和“集成”收藏起来,很少有人去改编,使之大众化,回到今天的读者中间。如果对民间文学中的“好故事”加以改编,变成适合儿童阅读和家庭教育的故事,让中国故事滋养童心、影响童年、引领成长,就更有价值了。

兴 趣

中国民间故事是流淌在国人血液中无尽的宝藏。它们扎根于多个民族,汇聚了千百年来民间的想象力与灵气;它们孕育于中华大地,以名山大川为骨塑造荡气回肠的歌谣;它们曾在古老的时光里流传,却能够穿越时空给予当代人无尽力量。而今它们正在一点点消逝……为了留住那些故事、赋予老故事新生命,“中国民间童话系列”应运而生。

民间故事、民间童话、神话传说是人类的童年叙事,也是文学艺术的原始叙事。美国叙事学家伯格就说过,作为原始叙事的童话的各种因素在经过派生和发挥之后,可以引发出大多数其他通俗文化样式。他曾以一篇欧洲的民间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为例,来分析其中的叙事元素,认为它就包括了不同的通俗文学样式的萌芽:怪动物、出发去寻找被绑架的公主(侦探小说的叙事元素)、类似于火箭飞船的魔毯、与怪物搏斗(动作冒险小说的元素)、与公主结婚。伯格的这种童话叙事学分析说明,民间童话作为人类童年叙事对后来的叙事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今天,科幻小说、探险故事和侦探小说等很多通俗文学样式,都是有民间故事这个根的。

刘守华先生出生于湖北沔阳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江汉平原的乡镇,民间文艺异常丰富。当地百姓最喜欢的一是看戏,二是看皮影。刘先生的童年正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听了很多有趣的民间传说。

据了解,该丛书以童话的语言和绘本的形式,使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得以传承,将勤劳善良、勇敢团结、坚韧不拔等优秀的民族精神传递给下一代,让属于中国孩子的民间童话再度被讲述与传承。

除此之外,要充分认识民间故事改编的价值和意义。欧洲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经历了一个民间故事的改编期。德国的格林兄弟整理改编的《格林童话》(《德国儿童和家庭故事集》)、法国贝洛改编的《鹅妈妈故事集》,还有意大利卡尔维诺改编的《意大利童话》,就是欧洲民间故事的改编,也是欧洲儿童文学改编的标志性作品。它们直接影响了家庭和孩子的成长,也奠定了欧洲人的童年阅读,为后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儿童读物出版及语文教育奠定了广泛的读者基础,甚至直接推动了欧洲现代学校教育与文学经典的接受和传播。

特别是老人们讲故事,当地叫作讲“古话”,刘先生常常听得着迷,甚至有一次,他竟然忘记自己是站在板凳上,结果激动得手舞足蹈,从板凳上跌了下来。

不过,民间故事的改编并不容易。需要明确的是,民间故事的改编和重述,不但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实践路径,也是创意写作的一个方向。改编和重述,不是抄写与重复,而是再创造,用新的语言和思维,用现代观念来再现民间故事的魅力,也使民族传统文化得到重新的传播与发扬。同时,改编要考虑最大的读者群。过去,也有一些针对我国传统的民间故事、民间童话的改编和重述,但都是按照成年人的理解与接受来改编的,而很少按照《格林童话》的方式来改编。格林兄弟在改编和重述中将之定位为“儿童与家庭故事”,这是《格林童话》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说,民间故事要真正改编成广受欢迎的“中国好故事”,要尽量符合儿童的接受需求,使之儿童文学化,这样才能进入家庭教育和语文教育的通途。

鲜活的民间故事有着劝善惩恶的寓意,幼时的刘守华虽不甚了了,但这些故事创造出来的奇妙幻界,还是令他喜悦激动,惊奇入迷。当地百姓“编织”的这些故事,材料都取自日常生活中极其普通的人和事,而且就发生在孩子们的周围,经说故事的人加以夸张渲染,一个闪耀着奇光异彩、隐藏着无穷奥秘的童话世界便呈现在他们面前,简直是点石成金。

民间故事的改编和重述,需要抓住精神要素,把传统文化中值得传承的元素保留下来。说白了,改编中国民间故事,就是要留存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华美德等核心元素,同时需要善于运用恰当的形式。比如,俄国诗人普希金改编《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时将民间童话改编成了童话诗,使之成为经典并广为流传。此外,可以把民间故事变成“绘本中国故事”,使之更有吸引力。值得肯定的是,目前有一些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绘本,受到了少儿读者的喜爱。这一点,过去的连环画之所以受到儿童读者喜爱,也是这个道理。

这个“童话世界”刺激着刘先生的想象力和好奇心,使他和人民群众创造的童话艺术结下不解之缘,由此开始领略到民间口头文学的美妙。

当然,做好民间故事的改编和重述,改编者需要拥有民间文化和通俗文学的专业知识,尤其要对民间文学抱有真正的理解和热爱。目前来看,有些改编作品对民间文学的理解不够,改编时完全忽略了民间故事的叙事方式,也丢失了民间文学的文化意蕴,有的甚至只是保留了故事中的人物和地点而已。同时改编者需要具有民间文学的筛选和分类能力。民间故事很多,每一个省市都收集有很多的故事,关于某一个母题都有数以百计的故事,甚至一个“孟姜女”的形象,就有几十个不同的故事,足以连缀成一部长篇小说。但这些故事如何筛选、如何分类,然后再进行比较恰当的改编,是一门学问。民间故事大多短小精悍,要改编成有吸引力的故事,就得把故事的情节和细节进行充实,让故事变得曲折动人,又不失去原有的叙事风格,不丢失人物形象的原有性格。特别是面对儿童读者,不但要改编得生动有趣,还要考虑儿童的认知与审美,要有正确、现代的儿童观和价值观,且要有语文思维和教育立场。只有这样,短小的民间故事经过改编,才能重新焕发出勃勃的艺术生机,获得更大的教育魅力。

上大学后,刘先生利用课余时间收集各种民间故事和民间童话,并选择了民间童话作为研究方向。1956年,他完成了一篇四五万字的关于童话研究的论文。在此基础上,他一边学习相关理论,一边充实修改文稿,并陆续将相关章节的内容写成单篇论文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背景下,民间文学、民俗学的价值亟待重估。民间文学、民俗学可以和创意写作、儿童教育学科有机融合,把民间文学的整理和研究,与创造性改编、重述及儿童教育的需求结合起来,用纯正的中国故事,滋养中国孩子的美好童年。

1979年,刘先生的《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在《民间文学》第9期刊发后,很快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982年,他对这部起笔于二十多年前的文稿作了进一步扩展与修改,六易其稿,由早先几万字的论文扩充到二十余万字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出版,并于1995年获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

(作者:谭旭东,系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民间童话多以少年儿童作为主要对象,富有幻想性与趣味性,是具有世界性的一种口头语言艺术。刘先生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是我国第一本研究中国民间童话的专着。在这部着作中,刘先生广泛吸取前人成果,认真总结中外现代学术史上一批着名学者的相关研究,并以他们的理论为基础,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中国民间童话的具体形态、艺术特征以及童话发展、搜集整理与创作等诸多问题,第一次对民间童话的范围与分类作了翔实可信的论述。

刘先生在《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中阐述了我国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之间民间童话相互影响的原因与途径,从而富于说服力地提出了中国民间童话具有显着民族特色的这一观点,使其具有了区别于前人研究的原创性意义。《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出版后,立即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先后有多种报刊相继发表评介文章予以肯定,认为它标志着“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中国各族民间童话的思想和艺术、探讨童话艺术发展史及其民族特色的专着”的产生。民间文艺学家谭达先先生认为此书“是当代中国童话研究领域中的最新成果。它研究的观点新、资料新、方法新,建立了独创性的民间童话科学的新体系。可以说,在促进当代中国民间童话理论科学的发展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探 索

1956年,还是大学生的刘先生在《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一文,受到学界关注。1957年,他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民间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正式开启了民间故事的研究之路,并为此砥砺前行。

刘先生喜爱散发泥土芳香的民间故事,经常深入民间进行田野调研。从1981年起,他担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副主席长达20年之久,足迹遍布湖北全省各地,与乡村泥土艺术广结情缘。他密切关注民间故事及传承人的形成与其社会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深入开展田野调查,并同这些口头文学家和搜集家建立了友好联系。

刘先生参与开发了湖北民间文学的“三家三村”(故事家刘德培、刘德方和孙家香,伍家沟民间故事村、吕家河民歌村和青林寺谜语村),以及被称作“汉民族神话史诗”的《黑暗传》等。围绕故事家成长和故事村形成的诸多文化因素研究,他先后发表了《文化背景与故事传承——对32位民间故事讲述家的综合考察》《中国鄂西北的民间故事村伍家沟》《湖北“故事村”里传承的梁祝传说》《故事村与民间故事保护》《清江流域的女故事家孙家香》《汉族杰出的民间故事家刘德培》等多篇论文,将故事及故事家的研究置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分析,注重发掘其被形式所遮蔽着的民族文化底蕴,既分析民间故事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又重视社会历史文化对作品及其创作传承者的巨大影响,努力开掘民间故事与社会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开创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文化学范式。

在坚持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刘先生充分吸取现代国际民间文艺学和比较文学成果及方法,以揭示跨文化体系的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民间故事的类同与变异,同时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找出民间故事和其他相关文化事象的区别与联系,进而从理论上阐明造成这些故事异同的历史文化根源,探求民间故事在历时与共时的文化背景上产生、流传、演变的规律,揭示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

刘先生最初写作了一组总题为《一个着名故事的生活史探索》的文章,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淌来儿”“蛇郎”“求好运”等故事类型的“生活史”进行追踪研究,不仅使他跨入了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乃至比较文学研究的殿堂,更使他的故事研究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民间故事的文化学研究。

20世纪末,刘先生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与传承研究”,最终以《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为结项成果出版。课题选择和归纳了60个常见的中国故事类型加以剖析,以全面体现他对故事类型研究“本土化”的学术理念和重视文化背景与价值评判的特征。有学者将他这种从中华传统文化深处探求中国民间口头文学的文化根脉的研究称之为“故事文化学”。刘锡诚先生评价说:“他的学术视野不断扩大,研究方法逐渐从单一到多元综合,从地理历史研究法,到把类型研究与功能研究、意义研究结合起来,从跨国跨民族的比较研究到跨文化研究,从文本研究到历时的、共时的、多侧面的比较研究,再到结构形态研究……一言以蔽之,文化研究的介入,不仅打破了他民间故事研究单一的文艺学研究,也打破了西方来源和背景的类型研究的困局。”“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可以视为刘守华故事研究的一个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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